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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五十年来的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一九六六年。在这阶段中，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深入发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第二阶段是一九六六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阶段里，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遭到了“四人帮”及其走卒的破坏。 第三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在此期间，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重新走上了健康合理的轨道。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约发表有关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论文近900篇，出版各种资料集、 专著论文集近四十种。在这些论著中，涉及的方面很多。本文就其中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要介绍。 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爱国的性质，这一点基本上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但是，近年来，史学界在具体问题上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并且在是否反封建，是否排外以及宗教迷信等问题上，分歧还很大。 1、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革命还是农民战争。建国以来， 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次“农民革命”。（注：刘大年：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1960年8月30日；）胡绳认为它是古代“农民革命、 农民战争的继续”，（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54页；）苑书义认为，根据“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劲军”的原理推定，这一次运动是“依靠农民群众掀起的反帝风暴，是以民族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战争”，（注：苑书义：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1987年，第416页； ）同时也是民族战争。（注：苑书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问题，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有的学者则认为，义和团运动不是农民战争，而是革命运动，（注：陈业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社会科学探索1 990 年第五期；）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最高峰”。（注：张守常：中国近代农民革命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五期；）后来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异义，左步青、张鸣九等认为，义和团运动没有触动封建制度，也没有能够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因此，它不是农民革命。（注：左步清、张鸣九：评戚成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历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廖一中则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但不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但不是自觉的民族解放运动。”（注：廖一中：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0年5 月27日；）也有的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即便不能算是一场革命，至少可以当着是一次革命战争高潮的组成部分，即把革命高潮时间拉长，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到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合起来算为一个革命高潮。（注：苏双碧：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 1985年版，第329页；） 2、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建国以来， 关于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大致说来，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只是单纯的反帝斗争，而不具有反封建性。李侃认为，“义和团并不反封建主义，也没有提出要推翻封建政权和改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并且义和团并“不是把清朝统治者当作帝国主义的走狗，决心把它推翻，而是把它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去加以扶持”，所以，义和团运动并不具有反封建性，只是单纯的反帝斗争。（注：李侃：关于研究义和团运动方式的几点意见，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史国瑞认为，虽然义和团与清军官兵发生了冲突，但是这些斗争仍然属于反教的目的的，都是灭洋反教的被迫自卫，不足以表明它的反封建性。（注：史国瑞：评义和团反封建说人文杂志1980年第二期；）冯士钵也认为，义和团斗争的目标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注：冯士钵：义和拳·义和团·扶清灭洋、历史教学，1980年第七期；） 第二种意见认为，义和团不但反对帝国主义而且还反对封建主义。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义和团“在某些地方也直接指向封建地主阶级”，翦伯赞也认为，“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因而它本能的带有反封建的性质。”（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五期；）荣孟源则认为，“义和团在农村打击地主，抗租抗粮，正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注：荣孟源：义和团运动论文选第8页；）朱金甫、庄建平认为，山东义和团对抗官兵， 浴血奋战，所付出的代价决不比在反帝战斗中少，怎么能说“义和团只反帝而不反封建呢？”（注：朱金甫、庄建平：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笔偶存〉述略，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史思群认为，“义和团原来是反封建的革命组织，后来转向反对帝国主义。”（注：史思群：论义和团反帝国主义斗争，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张毅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民族战争同时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注：张毅：山东史学集刊，1983年第一期；） 第三种意见居于两者之间，认为义和团运动主观上并不反封建主义，但客观上起了反封建的作用。刘大年认为，义和团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封建，但客观上它是勇于反封建的。陈振江认为，义和团反帝是第一要务，反封建居次位，各地义和团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反，有的不反。（注：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辩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胡绳则认为，“农民并不是不反封建，问题在于农民的落后地位决定了农民阶级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很恰当的结合起来。”（注：胡绳：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失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有的同志认为，“反封建”有个标准，主要是指反对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或经济剥削，不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来苛求农民。（注：戚其章：关于义和团评价的若干问题，东岳论丛1980年第四期；） 3、义和团运动排外问题。关于义和团排外问题， 解放后的一些论著对此作了具体科学的分析。然而，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批评义和团的人往往过分强调义和团的“排外”问题而无形中贬低了它的革命性；赞扬义和团的人却只强调其反帝爱国的革命本质而避开排外主义问题，或者将两者分割开来，否认其联系。因此，在这一问题上至今亦无定论。王致中认为，义和团笼统排外表现为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新生事物，“对于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都统统采取打翻在地加以横扫的态度”，“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张玉田认为，义和团的落后性“主要的表现则在它的笼统排外主义的斗争目标，”不仅对洋人进行斗争，“对国内与洋人有关的人、物、事也不加区别一律打击。”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持相异观点。朱安东认为，义和团排外虽然与农民的小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阶级局限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引起的，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自然产生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映。”（注：朱东安、张海鸥：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二期；）何若钧认为，义和团“排外”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地主阶级盲目排外思想；（注：何若钧：义和团思想论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一期；）吴剑杰认为义和团“受历史的限制，只能达到那么高的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只能采取那样的竞争。”（注：吴剑杰：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四期；）史若民认为，“排外”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封建专制统治集团，与农民阶级无关”。（注：史若民：义和团仇洋灭教、排外思想探渊，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程啸则认为，“排外”是由于义和团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再加上封建顽固派乘机冒充“灭洋”的政治代表，用“攻异端”，“卫圣道”的陈腐观念来煽动，“从而使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行为更加恶性膨胀。”（注：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在路遥的《义和团运动》中有孙祥民的观点，即笼统排外“是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尖锐激发起来的正义反抗。”也有丁名楠的观点，即“反帝”和“排外”是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反帝应该肯定，“排外”是愚昧落后的标记，但“对于它既不能苛责，也不能替它辩护。” 4、义和团迷信色彩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大部分同志都承认义和团的迷信色彩。但是，却在具体的评价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范文澜，翦伯赞认为，因为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不可避免的要带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来作为其斗争的精神武器。（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五期；）一个美国学者认为，义和团利用宗教迷信来演练自己的礼仪活动，是“义和团宣传自己和扩充队伍的基本手段。”（注：（美）周锡瑞：民众文化、政治戏剧与义和团运动，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期；）程啸认为，这种教门信仰和正统神权庞杂交错的信仰意识对于“农民反侵略力量的勃兴和凝聚起过催化作用，但同时又窒息了这支力量的健康发展，成为导致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注：程啸：拳民意识与民俗信仰，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三期；）孙祚民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迷信色彩，虽然是“一种落后的表现，却有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注：孙祚民：义和团运动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文史哲1991年第九期；）陈振江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落后性，已从早期“打击个别的教会，教民，教士等狭窄的圈子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瓜分和不平等条约方面，”是一种进步。 （注：陈振江：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 历史教学1991年第六期；）以廖一中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主张对义和团的封建迷信的评价应一分为二。他们认为，在运动初期，义和团的宗教迷信对于集聚力量，鼓动群众，严明纪律起过积极作用，可是后来却起了相反作用，模糊了起义的理想和腐蚀了群众的斗争，它宣传的“刀枪不入”给义和团造成了很大损失。杨天宏认为，当时民众知识能力低下，是吸引人民参加的主要手段，就连“西太后也信以为真，乃对洋宣战。”（注：杨天宏：义和团“神术”论略，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五期；）乔还田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迷信，“比起他们负担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流来，毕竟是支流末节，”并且，“在迷信的背后，隐藏着现实的革命狂热，这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主义精神。”（注：乔还田：也评义和团的“排外”和迷信色彩，文汇报1986年10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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